国际学生占比更高，为什么要先看分母：小型系统、学段结构与目的地集中度

两国公布的国际学生占比分别是20%和10%，看到这组数字，很容易说前者的国际吸引力是后者两倍。这个结论看似直接，其实省略了最重要的问题：百分比用什么作分母，统计覆盖哪些学段，哪些人被算作国际学生，学生又集中在哪些院校和专业。

占比适合描述一个教育系统内部的构成，却不能独自回答目的地规模、教育质量或个人机会。把分子、分母和分类口径补齐，数字才有可比意义。

“国际学生”先要有一致定义

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把国际流动学生定义为：为了参加教育活动，实际跨越国境，从原籍国前往不同的目的地国。高等教育学生的原籍优先按取得中学阶段入学资格的国家判断，也就是先前教育所在地。

若一个国家无法采用先前教育所在地，UIS建议改用通常或永久居住地；两者都不可得时，才以国籍作为最后替代。这个顺序很重要。外国公民不一定刚从国外来，本国公民也可能在国外完成中学后回国就读。

远程参加境外院校课程，没有实际跨境，不属于这项定义中的国际流动。外国大学在本地开设课程，学生仍留在原籍国，也不算跨境流动。若两张表一张按国籍、一张按先前教育地，标题都写“国际学生”，数值仍可能不同。

因此，比较前要抄下定义，而不是只抄百分比。定义发生变化时，时间序列也可能出现统计断点。

一个占比由分子和分母共同决定

最常见的入境国际学生占比，可以写成国际流动学生人数除以同一范围内的学生总数。分子增加会推高比例，分母减少也会推高比例。

假设甲国有两万名国际学生和八万名本国学生，占比是20%。乙国有十万名国际学生和九十万名本国学生，占比是10%。甲国比例更高，乙国接收的国际学生人数却是甲国五倍。前者说明系统构成更国际化，后者说明接收规模更大，两种问题不能互相替代。

小型高等教育系统尤其容易出现这种差异。少数大型院校新增一批跨境学生，就可能明显改变全国占比。大型系统即使每年接收很多人，庞大的本国学生分母仍会把比例压低。

若本国适龄人口减少或本国学生入学人数下降，国际学生人数没有变化，占比也可能上升。此时不能把全部变化解释为招生活动更成功。

总人数相同，学段结构也会改变比例

UIS用国际教育标准分类把高等教育分为短周期、学士、硕士和博士等层级。把所有层级合并，会隐藏各层级完全不同的学生构成。

OECD在《Education at a Glance 2023》中报告，成员经济体的新入学者里。硕士层级的国际流动学生占19%，博士层级达到31%。这个结果说明，研究生阶段通常比本科阶段更依赖跨境流动。

如果甲国的高等教育系统以本科为主，乙国拥有较大的硕博体系，即使两国每个学段的吸引条件相近，合并后的国际学生占比也可能由学段权重拉开。不能看到乙国总占比较高，就断言它在所有层级都更受欢迎。

正确比较应尽量在相同学段内进行。学士与学士、硕士与硕士、博士与博士分别观察，再说明全国总数如何受到结构影响。

“新入学”与“在读存量”回答不同问题

当年新入学国际学生反映近期进入系统的人数，在读国际学生则包含多个年级。课程年限、休学、延期毕业和保留学籍都会影响存量。

一个目的地当年招生下降，但过去几年进入的学生仍在读，存量占比可能暂时维持。另一个目的地课程较短，新增人数很多，年末存量却未必同比例增加。

OECD也提醒，国际学生会改变预期进入高等教育比例等指标。如果计算目标是本国年轻人的入学机会，却把跨境进入者放进分子，结果可能被抬高。是否纳入国际学生，取决于指标要回答谁的行为。

所以，看到“国际学生占比上升”时，应确认它是新入学占比、全部在读占比，还是特定学段占比。三者不能拼成同一趋势。

目的地集中度会掩盖系统内部差异

全国占比还可能由少数大学、城市或学科推动。若国际学生主要集中在几所研究型大学，其他院校的学习环境可能完全不同。

专业结构也会改变观察。某些硕士和博士项目以英语授课，招生面向全球；本地语言要求较高的本科或职业项目，跨境学生比例可能很低。全国平均值无法替申请人回答某个专业是否有名额、语言支持或导师资源。

集中度不必用复杂模型才能看。至少同时查看国际学生总数、院校或地区分布、前三大目的地所占份额，以及各学段比例。若公开数据只给全国合计，结论就要停在全国层面。

高集中度也不是自动的好或坏。集中可能来自优势研究集群，也可能意味着机会只存在于少数昂贵城市。需要住房、奖学金、签证和毕业结果等额外证据，才能讨论学生体验。

目的地占比不能直接代表教育质量

学生跨境选择受到课程语言、距离、签证、费用、汇率、奖学金、移民政策和既有社群影响。占比高只能证明在既定统计范围内，国际学生相对分母较多。

它不直接测量教学质量、完成率、就业结果或学生满意度。若要评价学习结果，应另找完成、退学、学习成果和毕业后去向数据，并核对国际与本国学生是否采用相同定义。

占比也不能直接解释个体录取机会。全国博士生国际占比很高，不表示某一学科、某一导师或某一年度有足够名额。宏观构成与个人决策之间还隔着项目条件。

因此，报道可以说“国际学生在该系统中占较大份额”，不宜只凭这项指标写成“教育质量更高”或“更容易申请”。

跨国比较需要一张口径卡

第一项记录分子：是跨境学位学生、外国籍学生，还是包含短期交换者。UIS说明其国际流动数据涵盖跨境攻读学位或文凭者，不包括学分仍记在本校的短期交换学生。其他数据库若同时覆盖两类人，规模自然会更大。

第二项记录分母：全部高等教育学生、某学段学生、新入学者，还是特定年龄人口。UIS的不同流动指标会采用不同分母，名称相近不代表公式相同。

第三项记录范围：公私立是否都覆盖，短周期到博士是否齐全，全日制和非全日制是否同时纳入。覆盖不完整时，跨国排名会把资料缺口误写成真实差异。

第四项记录年份与统计时点。学年和历年不完全一致，疫情、签证变化或学制调整也可能让单年波动失去代表性。

第五项记录拆分结果：总人数、学段、原籍、目的地院校或地区。只要其中一项缺失，就收窄结论。

用一个受控比较检查结论

比较两国时，可以先限定同一学年、同一“先前教育地”定义和同一ISCED学段。随后并列展示国际学生人数、该学段全部学生人数和计算出的占比。

接着把学士、硕士、博士分开。若总占比差异主要来自博士权重，就把结论写成“研究生结构提高了合计比例”，而不是“整体吸引力更强”。

然后观察目的地集中度。若一半以上国际学生集中在少数院校，说明全国数字不能代表普通院校。最后才讨论学费、语言、签证或科研资源等可能机制，并标明哪些只是解释假设。

这种做法不会消除所有差异，却能防止分母变化、学段混合和定义替换冒充政策成效。

一份可复核的阅读顺序

拿到国际学生百分比时，先找脚注中的定义与公式。随后补上分子人数和分母人数，检查比例是否能复算。再把学段拆开，确认高比例是否由硕博结构推动。

之后查看新入学与在读存量是否混用，并检查学生是否集中于少数院校、地区或专业。跨年度比较还要标出定义、覆盖和统计时点变化。

完成这些步骤后，才能选择合适措辞。数据足够时，可以描述规模、构成与集中度；资料不足时，只陈述该表在特定口径下的占比。

国际学生占比不是无用数字。它能准确描述一个指定范围内，国际流动学生相对于全部学生的份额。问题出在把它扩大成目的地规模、教育质量或个人机会。先看分母，再看学段与集中度，百分比才不会替证据说得太多。

资料来源

•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：《Internationally mobile students》，发布或更新于 2025-07-01
•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：《Methodology: Statistics on Internationally Mobile Students》，发布或更新于 2025-07-01
•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：《Tertiary education (ISCED levels 5 to 8)》，发布或更新于 2025-01-01
•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：《Education at a Glance 2023: Who enters tertiary education?》，发布或更新于 2023-09-12

参考资料

•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，《Internationally mobile students》术语与方法说明，2025年。
•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，《Education at a Glance 2023：Who enters tertiary education?》，2023年。